毛泽东的故事_毛主席的故事
毛主席的故事（一）：
毛泽东小时候的故事
在上私塾的几年中，毛泽东对同学团结友爱，礼让为先。放学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些同学总喜欢抢头，他却从容不迫地慢慢走。毛泽东对人很有礼貌，但对于无理取闹的人力主制服。他常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怪，逢善就莫欺。”
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到外婆家去。当他走到一个山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双手插腰拦住了去路，原先是当地一个姓赵的富豪子弟。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个人经常在穷人面前舞文弄墨，以富欺贫。赵某横在路上，傲慢地说：“我明白你是文家的外甥，这天要考考你，能答得出，我就放你过去，若答不出，哼！你就别想回去！”赵某之后说：“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听后满脸通红，又恼怒又尴尬，只得让他过去。
毛主席的故事（二）：
毛泽东小时候的故事
毛泽东少年时代和同伴放牛时，经常在山坡上玩耍，一玩起来往往就误了放牛，要么是到了时间牛还没有吃饱，要么是牛跑到人家的田里去啃庄稼。怎样才能既保证放好牛，又让大家玩得痛快？毛泽东和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他把同伴们组织起来分成三班：一班看牛，不让它们吃了庄稼；一班割草；一班去采野果子。每一天轮班，这天看牛的，明天割草，后天去采野果子。这样，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快到晌午的时候，大家都回到了原先聚会的地方。看牛的孩子们，让牛吃得滚圆滚圆的；割草的孩子们，都装满了一大篓子；采野果子的孩子们，从山里带回来大堆大堆美味的野果……这时候，毛泽东就把草和果子拿来，合理地分给每个人。有时不够分了，他就少分一点。而有剩余的草，他就用绳拴起吊在树枝上，谁能跳起来抓着就归谁。和毛泽东一齐，不仅仅能放好牛，而且玩得痛快，因此，小伙伴都乐意同毛泽东一齐放牛，称他为“牛司令”。（52article.励志故事）
毛泽东出生以后，父母十分高兴，满月的时候做"三朝酒"，专门请一位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毛泽东"，字润之。毛泽东满月以后，母亲文七妹把他带到了外婆家。外婆十分疼爱这个外孙。就请算命先生给外孙测了八字，说要平安长大成人，务必拜一个长寿的干娘。谁长寿呢？外婆认为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石头最长寿。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置办了香烛酒醴，把毛泽东抱到那块大石头前面，让他作了个揖，拜这块大石头为"干娘"，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石三"，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外婆舍不得外孙，毛泽东就留在外婆家，一向到4岁。
毛主席的故事（三）：
毛泽东小时候的故事
一代伟人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上屋场。
韶山冲是个美丽的地方，群山怀抱，绿树翠竹；在一片松竹掩映的斜坡上，建有一座凹形的房屋，这种房屋当地称作"一担柴"式民居。房屋的墙都是用土砖砌的，一多半盖着青瓦，另一小半盖着稻草。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青瓦屋里。那里叫上屋场。毛泽东的家门口有两个池塘，是夏天游泳的好地方。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毛顺生只读过两年书，17岁就当家理事，但继承的却是一大笔欠债，不得已去当了几年兵，回来以后在家务农。他聪明能干，善于经商，还作粮食和猪牛生意，很快就还清了债，赎回了15亩稻田，日子越过越好。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娘家离韶山冲只10几里地，与韶山冲只隔着一座云盘山，在湘乡县的四都唐家坨。文七妹中等身材，长得清秀，圆脸庞，宽前额，聪慧又善良，勤劳又俭朴，乐于助人，每逢灾荒之年，常接济穷人，深得乡亲们的赞誉。
毛主席的故事（四）：
毛泽东小时候的故事
毛泽东六七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一天，他向母亲提出要带着午饭到学校里去吃。文七妹以为儿子可能是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和精力，利用这段时间多读点书，于是同意了儿子的要求。但是在这以后的连续几天内，文七妹发现儿子带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是晚上放学回家后依旧显得很饥饿的样貌。她不由地担心儿子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便细细盘问毛泽东。毛泽东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母亲："妈妈，我们私塾新近来了一个叫黑皮伢子的同学，他家里很穷，每一天都没有午餐吃。我见到他总是挨饿。于是我就想自己带午饭去，好和黑皮伢子两个人匀着吃。"文七妹听到儿子的这番话，不但没有责备儿子，反而感到十分欣慰。她告诉儿子说："你就应早一点告诉我。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我十分高兴。但是以后要带够两个人的午饭，免得两个人都半饥半饱的。"此后，文七妹总是给儿子准备两个人的午饭，饭菜也越来越丰盛。
母亲这种乐于助人、损己利人的品行，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一向到他成为伟人之后，他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解放后，毛泽东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赠送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这些无疑是幼年受母亲影响的缘故。
毛主席的故事（五）：
毛泽东的故事：上帝放他一天假，毛泽东会在干什么
有一天，上帝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说：你们明天都不要工作，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毛泽东干什么，他肯定是睡懒觉，而且早晨起来以后也不必须起床。我们明白他的床是一张硕大的床，里边低外边高，外边睡人，里边一半是放着书，他随手拿出一本书就看，甚至看上一天也不下榻。周恩来头天晚上回去高兴地对邓颖超说，“小超呀，明天放假，咱们是不是请赵丹、张瑞芳他们到家里来作客，一块儿热闹热闹呢”这些人都是电影演员，周恩来十分喜欢文艺，他年轻时候演过话剧，而且是演旦角，就是客串男扮女装那种的，他会跟这些朋友欢度一天。这两种选取背后体现着什么样的文化含量呢毛泽东是一个沉迷于书本的领袖人物，肯定是站在此岸，设想彼岸的。一个上天入地、大悲大患，寻求于思想和未来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一有闲暇就和朋友在一块热热闹闹欢聚的人，他肯定就是很善于、很乐于在群体当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两种选取恰恰说明他们两个人的主角是十分恰当的。毛泽东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周恩来是新中国国务院总理的不二人选，因为他协调、主持群众、群众工作十分在行。
毛主席的故事（六）：
毛泽东读书过于广博令研究人员大为头疼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很大，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军事、书法、报刊杂志等等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十一大类。他读书很偏，一般常人很少去涉猎的书，他都去读，而且读了之后还去谈。比如说科幻题材此刻比较多，但在1936年，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他会见美国记者斯洛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个英国的科幻作家威尔斯，他写了《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毛泽东引用威尔斯小说里面的话说“我们买一张车票从地球到月球”。相信在那个时代读过威尔斯的《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这种小说的人很少，但毛就读了。而在50年代初，毛泽东又读到什么样的很偏的书呢一个苏联科学家写的《土壤学》，他读了好几次，而且上面有很多批注。之后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了《土壤学》以后得到的启发和感悟。他读《红楼梦》，他不仅仅读这本书，而且还读一些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读《红楼梦》的一些考证。周汝昌有一本书叫《红楼梦新证》，里边考证到一个“胭脂米”，毛泽东就想方设法要去弄清楚这个“胭脂米”到底是什么米，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证。
毛泽东在讲话和写作里边引用的一些话，研究人员之后在修改和整理的时候，都想找到原始来源，但是一般都很难找到。毛泽东在延安讲话的时候以前引用了一句徐志摩的话，他说诗歌让人读起来要像“银针之响于幽谷”一样。这是徐志摩的话，毛泽东就引用了这个话。之后我们去查，找了很多人，包括找了当时的现代文学史家唐涛，都记不住。之后到北京图书馆里面去查徐志摩留下来的一个全集样本也没查到。结果查到陈源的文章、鲁迅的文章也用过这个话。还有一次，毛泽东给丁玲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三千毛瑟精兵”，这是拿破仑的话，我们也查，在孙中山那儿查到过。就是说他读过的书对他的工作、他的话语、方式和体系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都是很“偏”而“深”的东西。
最有名的，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号乘坐飞机外逃的时候，当时周恩来到毛泽东身边问该怎样办。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飞机打下来，它已经进入蒙古境内了。这时候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由他去吧!”，意思是说由他去吧，就没有打。之后我们想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可能是有来源的，是不是俗语之后到韶山那一带去验证，那一带也没有找到这样的话。之后想想是不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也一向没有找到这句话的来源。之后有热心的读者和研究者告诉我们说，这两句话查到了，是清代嘉庆年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章回小说叫《何典》，那里面有。我们把书找来，很意外地发现，那里边有一些话是毛泽东在1974年的时候在中央会议上经常引用的，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就说明毛泽东是读过《何典》的，而《何典》这部书我们当中明白的就是十分少的。这说明毛读书十分广博。
毛主席的故事（七）：
毛泽东小时候的故事
有一次，老师毛宇居外出，临走前规定学生务必在室内背书，不准走出私塾房间。老师前脚一走，毛泽东后脚就跨出了门。他背着书包爬到后山上去了。他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粒毛栗子，也孝敬已回来的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责问道：“谁叫你四处乱跑？”毛泽东回答说：“那我就背书给你听好了。”毛宇居明白背书难不倒这个学生，心生一计，来到院子中央，指着天井道：“我要你赞井！”毛泽东沿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口占一首五言古诗：“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间接批评了毛宇居老师，从而也批评了这种压制学生的教育方法。
毛主席的故事（八）：
毛泽东小时候的故事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人，绝不是什么天命，也不是什么机遇，而是他每一天刻苦求学，发愤向上，六岁能撰联，八岁能吟诗，人人称奇。毛泽东长到两岁时，他的母亲怀上了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文七妹把他送到外婆家棠佳阁长住。毛泽东的儿童时代是在外婆家棠佳阁渡过的。他在那里的故事很多。毛泽东的舅舅文玉钦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文才不俗，附近农户家的婚丧喜庆、撰联写对，少不了他。他还在家里开了个启蒙馆，附近有10多个学生在那里启蒙。在这启蒙馆还发生过毛泽东抢板凳的故事。毛泽东3岁时，就喜欢认字，一字连认三遍，他就记住了。一天，舅舅开的启蒙馆开学了。他听到蒙馆里读书声，甩掉手里的小木锤直往教室里跑，他大舅母追都没有追上，他跑进教室，就去抢与一个比他高出一大截的学生的板凳。这学生只得向先生告状：“先生的外甥坐了我的板凳。”他舅母追到那里，双手去抱外甥，见外甥毛泽东双手抱着凳子不肯，大舅父去抢，差点把舅父的眼镜打掉。文玉钦见毛泽东小小年纪就想要读书，只得另找一条板凳放了一个简易桌子，让其旁听。从此，毛泽东成了启蒙馆里的旁听生，并养成了好学、好问、勤写、勤练的习惯。
毛主席的故事（九）：
毛泽东的故事：已是口不能言，毛泽还要关心国际大事
毛泽东临终前，有一次他突然清醒过来了，但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手指头往后扬，轻轻地敲了三下木床板。工作人员不明白，他敲三下木床板是什么意思呢工作人员拿书出来给他看，他摇摇头。之后有一个精明的工作人员说毛泽东看过一个材料，当时日本在大选，参加日本大选的领导叫三木武夫，他敲三下木头，是不是要三木武夫的竞选材料他赶快给他找来了，毛泽东就点了点头，他要的正是这个!这就是毛读书之执著。
毛主席的故事（十）：
毛泽东的故事：逝世前七个小时，毛泽东还在读书
毛泽东读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读到老”。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以前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必须要学习9年零359天。毛泽东讲这个话不光是鼓励别人读书，而且他自己也做到了，而且“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明白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逝世。那他9月8号在干什么当时他是全身插满了管子，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但一清醒过来就要书，要文件看，看了多少次呢看了11次，也就是说他苏醒了11次，要书要文件要了11次，总共的时间加起来就是两小时50分钟，就是9月8号那一天他清醒的时间是2小时50分钟，而这2小时50分钟都在看书，而最后一次读书、看文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9月8号下午4点37分，过了7个小时以后，他就去世了。
毛主席的故事（十一）：
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用大学问家的方式读经典
毛泽东对于一本经典和重要的书，他反复读，他还喜欢把同一个题材、同一个资料的书对照起来读。这已经不仅仅仅是读书，更像是做学问做研究了。比如说读屈原的《楚辞》，在1959年到60年代初，他一下子要十几种《楚辞》的注释版本对照地读，他每句话都要琢磨它的解释，朱熹的解释是一种解释，别人的解释也是一种解释，他都要看，这个是一些大学问家才干的事。
毛主席的故事（十二）：
毛泽东的故事：《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了一辈子
对毛泽东来说，一些经典和重要的书他是反复读，要真读，细读。他在延安写《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的时候，把《共产党宣言》读过十几遍。他走上革命道路是1920年，毛泽东就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信仰。到晚年他又找来《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同时专门找来一个懂英文的人给他讲解，他自己读完以后，还经常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写下一些批注，这本书他是真正读到老了。
毛主席的故事（十三）：
罗舜初和毛泽东鲜为人知的的故事
罗舜初，50年戎马生涯，可谓军政兼备、文武双全。他与毛泽东有着多次密切交往，亲身感受到毛泽东的教诲和关怀。每当讲起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他总是激情难抑。
罗舜初刚当参谋不久，毛泽东就对他说：“咱们是老相识啦!”
1933年春，已有3年军龄的罗舜初，以优异的成绩从“红校”毕业，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任作战参谋。
在红军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掌握了解有关军事方面的状况、实施决策，一般都是透过总部一局来实现的。一局的作战室，也是军委和总司令的值班室，重要的敌情通报和有关作战部署、命令、指示的文电，都由一局承办。因此，一局是军委实施作战指挥的一个重要部门。罗舜初作为一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接触见面的机会很多。
所有作战参谋人员中，罗舜初年纪最小。但他善于学习，肯于钻研，又天资聪颖，工作细致，办事稳重，还能写一手好字，与同志们相处得十分好，所以深受总部首长们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罗”。
罗舜初到机关后首次见到毛泽东是在瑞金街上。那天，他外出办事，在街上遇到一个身材高大、面孔熟悉的人迎面走来，定睛一看，是盼望已久的毛主席。罗舜初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主席，您好!”毛泽东停下脚步，问罗舜初姓什么，叫什么，是什么地方人，罗舜初都一一作了回答。
当毛泽东得知罗舜初是福建上杭大洋坝人时，说：“我到过你们大洋坝!你们那个闽西啊，个性好，老百姓也个性好!我在闽西期间十分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每一天早晨老百姓把刚下的鸡蛋煮好，送给我们吃。”
听着毛主席亲切的话语，罗舜初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两人便在一旁交谈起来。
毛泽东愉快地谈起他1929年7月在上杭一带指导土地革命的情形。之后，他又谈到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透过《土地问题决议案》，使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的状况。
罗舜初听着毛主席讲他家乡的事，感到个性亲切。于是，他也向毛主席说了一段难忘的往事。他说：“我15岁那年，一天，村支部一位伯伯把我们七八个儿童团员找来，说让我们执行重要任务。傍晚，我们早早到指定的一间房子周围放哨。天黑了，我们悄悄从窗口边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看见一个留长头发、身着浅灰色旧布长袍的大个子，长时间地坐在那里看书。过了一会儿，趴在桌上写东西。又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在屋内走来走去。到天快亮，他才熄灯。我们几个轮流放哨，远处还有大人们流动站岗。”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一向在认真地听罗舜初讲。
罗舜初继续说：“第二天，那个人离开大洋坝后，我们才明白，头天晚上见到的大个子是毛委员，真是高兴极了。”
说着说着，罗舜初忽然觉得，话匣子一打开，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耽误了主席的时间。于是，他把话打住了。而毛泽东却没有在意，说：“这么说，咱们还是老相识啦!哈哈!”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勉励罗舜初，好好工作。罗舜初望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听着毛主席亲切的教导，情绪十分激动。他暗下决心，必须跟着毛主席好好干革命，由于工作关系，罗舜初经常给毛主席送电报、文件，他们越来越熟悉了。毛泽东记住了这位福建籍的年轻人。
长征路上，毛泽东问朱德：“‘小毛分子’怎样样啊”
1934年10月，罗舜初随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加长征。开始，由于“左”倾路线采取搬家、逃跑主义的方针，突破湘江时损失惨重。遵义会议时，红军已经减员很多了。但由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红军很快扭转了长征开始时那种打又打不好、走又走不动的被动局面。罗舜初和大多数同志一样，对革命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行军是艰苦的，白天工作，晚上赶路，休息时间很少。在长征中，每到一宿营地，罗舜初便和其他几位作战参谋到部队中去了解状况，然后报告军委首长。罗舜初在几位参谋中虽然年龄最小，但从没叫过苦。在紧张的战斗中，他经常不分白天、黑夜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深入前线，帮忙首长处理问题。从1935年1月29日至3月22日，罗舜初跟随红军总部经历了四渡赤水，亲身体验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从内心钦佩和崇敬毛泽东。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8月，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北上。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其时，罗舜初在芦花(今黑水县)患病，军委首长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决定让他留下来，同朱总司令随左路军一齐前进。
1935年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电令右路军南下，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发展到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还在四方面军中开展所谓反“毛、周、张、博”的斗争。应对这种状况，朱德及时教育身边的人员：此刻的环境既然如此，就应埋头工作，一切听党中央的指示，按中央确定的方针办，有些问题要忍耐。罗舜初一切按朱德的指示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作斗争。就这样，他给自己引来了麻烦。
一次支部会上，有人提议斗争罗舜初，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小毛分子”，是反革命。要他表态反对毛、周。罗舜初愤怒地说：“你杀我的头，我也不理解!”之后，罗舜初的行动受到了监视。
在那种环境里，罗舜初情绪极其苦闷，曾一度想要约一批人脱离四方面军，到陕北找一方面军去。朱德明白后，对罗舜初说：“这种做法不仅仅自己性命有危险，而且会给工作增加麻烦，要老老实实埋头工作，坚持下去，事情总会弄清楚。”在朱德的耐心引导下，罗舜初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锻炼得越来越精干，越来越沉着。不管张国焘怎样排挤朱德，罗舜初总是紧紧跟在朱德的周围，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
之后，毛泽东与朱德说起罗舜初时，问朱德：“跟你走的那个‘小毛分子’怎样样啊”朱德回答说：“他表现很好，跟张国焘的错误行为斗争很坚决呢!”
1936年1月，罗舜初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三科任科长。由于罗舜初对业务苦心钻研，很快就能单独工作了。9月，他被提升为二局副局长。
毛泽东批准罗舜初上“抗大”，罗瑞卿说：“小罗，你在主席面前‘告我状’啊!”
1937年1月13日，中央军委由保安迁至延安，正值西安事变不久，革命斗争形势紧张。时任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的罗舜初，深感自己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不适应工作，产生了进校学习的念头。
此时，“红大”也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罗瑞卿任教育长。
罗舜初，50年戎马生涯，可谓军政兼备、文武双全。他与毛泽东有着多次密切交往，亲身感受到毛泽东的教诲和关怀。每当讲起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他总是激情难抑。
罗舜初刚当参谋不久，毛泽东就对他说：“咱们是老相识啦!”
1933年春，已有3年军龄的罗舜初，以优异的成绩从“红校”毕业，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任作战参谋。
在红军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掌握了解有关军事方面的状况、实施决策，一般都是透过总部一局来实现的。一局的作战室，也是军委和总司令的值班室，重要的敌情通报和有关作战部署、命令、指示的文电，都由一局承办。因此，一局是军委实施作战指挥的一个重要部门。罗舜初作为一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接触见面的机会很多。
所有作战参谋人员中，罗舜初年纪最小。但他善于学习，肯于钻研，又天资聪颖，工作细致，办事稳重，还能写一手好字，与同志们相处得十分好，所以深受总部首长们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罗”。
罗舜初到机关后首次见到毛泽东是在瑞金街上。那天，他外出办事，在街上遇到一个身材高大、面孔熟悉的人迎面走来，定睛一看，是盼望已久的毛主席。罗舜初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主席，您好!”毛泽东停下脚步，问罗舜初姓什么，叫什么，是什么地方人，罗舜初都一一作了回答。
当毛泽东得知罗舜初是福建上杭大洋坝人时，说：“我到过你们大洋坝!你们那个闽西啊，个性好，老百姓也个性好!我在闽西期间十分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每一天早晨老百姓把刚下的鸡蛋煮好，送给我们吃。”
听着毛主席亲切的话语，罗舜初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两人便在一旁交谈起来。
毛泽东愉快地谈起他1929年7月在上杭一带指导土地革命的情形。之后，他又谈到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透过《土地问题决议案》，使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的状况。
罗舜初听着毛主席讲他家乡的事，感到个性亲切。于是，他也向毛主席说了一段难忘的往事。他说：“我15岁那年，一天，村支部一位伯伯把我们七八个儿童团员找来，说让我们执行重要任务。傍晚，我们早早到指定的一间房子周围放哨。天黑了，我们悄悄从窗口边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看见一个留长头发、身着浅灰色旧布长袍的大个子，长时间地坐在那里看书。过了一会儿，趴在桌上写东西。又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在屋内走来走去。到天快亮，他才熄灯。我们几个轮流放哨，远处还有大人们流动站岗。”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一向在认真地听罗舜初讲。
罗舜初继续说：“第二天，那个人离开大洋坝后，我们才明白，头天晚上见到的大个子是毛委员，真是高兴极了。”
说着说着，罗舜初忽然觉得，话匣子一打开，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耽误了主席的时间。于是，他把话打住了。而毛泽东却没有在意，说：“这么说，咱们还是老相识啦!哈哈!”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勉励罗舜初，好好工作。罗舜初望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听着毛主席亲切的教导，情绪十分激动。他暗下决心，必须跟着毛主席好好干革命，由于工作关系，罗舜初经常给毛主席送电报、文件，他们越来越熟悉了。毛泽东记住了这位福建籍的年轻人。
长征路上，毛泽东问朱德：“‘小毛分子’怎样样啊”
1934年10月，罗舜初随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加长征。开始，由于“左”倾路线采取搬家、逃跑主义的方针，突破湘江时损失惨重。遵义会议时，红军已经减员很多了。但由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红军很快扭转了长征开始时那种打又打不好、走又走不动的被动局面。罗舜初和大多数同志一样，对革命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行军是艰苦的，白天工作，晚上赶路，休息时间很少。在长征中，每到一宿营地，罗舜初便和其他几位作战参谋到部队中去了解状况，然后报告军委首长。罗舜初在几位参谋中虽然年龄最小，但从没叫过苦。在紧张的战斗中，他经常不分白天、黑夜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深入前线，帮忙首长处理问题。从1935年1月29日至3月22日，罗舜初跟随红军总部经历了四渡赤水，亲身体验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从内心钦佩和崇敬毛泽东。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8月，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北上。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其时，罗舜初在芦花(今黑水县)患病，军委首长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决定让他留下来，同朱总司令随左路军一齐前进。
1935年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电令右路军南下，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发展到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还在四方面军中开展所谓反“毛、周、张、博”的斗争。应对这种状况，朱德及时教育身边的人员：此刻的环境既然如此，就应埋头工作，一切听党中央的指示，按中央确定的方针办，有些问题要忍耐。罗舜初一切按朱德的指示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作斗争。就这样，他给自己引来了麻烦。
一次支部会上，有人提议斗争罗舜初，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小毛分子”，是反革命。要他表态反对毛、周。罗舜初愤怒地说：“你杀我的头，我也不理解!”之后，罗舜初的行动受到了监视。
在那种环境里，罗舜初情绪极其苦闷，曾一度想要约一批人脱离四方面军，到陕北找一方面军去。朱德明白后，对罗舜初说：“这种做法不仅仅自己性命有危险，而且会给工作增加麻烦，要老老实实埋头工作，坚持下去，事情总会弄清楚。”在朱德的耐心引导下，罗舜初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锻炼得越来越精干，越来越沉着。不管张国焘怎样排挤朱德，罗舜初总是紧紧跟在朱德的周围，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
之后，毛泽东与朱德说起罗舜初时，问朱德：“跟你走的那个‘小毛分子’怎样样啊”朱德回答说：“他表现很好，跟张国焘的错误行为斗争很坚决呢!”
1936年1月，罗舜初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三科任科长。由于罗舜初对业务苦心钻研，很快就能单独工作了。9月，他被提升为二局副局长。
毛泽东批准罗舜初上“抗大”，罗瑞卿说：“小罗，你在主席面前‘告我状’啊!”
1937年1月13日，中央军委由保安迁至延安，正值西安事变不久，革命斗争形势紧张。时任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的罗舜初，深感自己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不适应工作，产生了进校学习的念头。
此时，“红大”也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罗瑞卿任教育长。
一天，罗舜初去见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上学请求。毛泽东听了，欣然同意，并亲笔给他写了介绍信。
罗舜初精神振奋，离开毛主席住处后，立即带着书信找到了罗瑞卿。这时，抗大第二期已经开课。罗瑞卿只能作为特殊状况，先安排他一面工作，一面在校选科旁听。
之后，罗舜初又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办的研究班学习。其间，毛泽东多次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时事政治报告。罗舜初每次都到场听课。尤其是他聆听毛泽东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受益匪浅。毛泽东讲课前把要点发给大家，授课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大家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提高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辨别潜力。毛泽东讲稿的主要部分，就是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大第二期于8月初结业，同时第三期开学。因为罗舜初原是插班学员，所以经批准留下继续学习，成为第三期正式学员。这一期共有学员1200多人。从此，罗舜初开始了系统的政治理论、战略战术以及文化基础知识学习。
星期日，大多数学员放假离校，罗舜初回到军委机关看望首长和战友们，在驻处门前遇见了毛主席。
毛泽东关切地问罗舜初：“你在那里学习怎样样有什么困难”
罗舜初回答说：“学习收获很大，就是课程太多，有点跟不上。有的教员讲得太快，听不懂，个性是工农出身的同志，文化水平低，听起来很吃力。”
之后，毛泽东将罗舜初的意见转给了已升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并强调，讲课要看对象，讲究实际，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的方法。对于抗大教学方向、教学原则、教学活动等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些改善意见。
一天，罗瑞卿见到罗舜初，开玩笑地对他说：“小罗，你在主席面前‘告我状’啊!”
“是主席问我的。”罗舜初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你的意见很好，是正确的。在教学方法上正要听听大家的反映。”罗瑞卿诚恳地说。
事实上，身为抗大负责人的罗瑞卿，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十分重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问题。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多次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和教员进行研究讨论，在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崭新的教学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少而精”的原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抗大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先后培养出了数十万革命干部，为党和军队的建设及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罗舜初在抗大学习前后约10个月。他的政治理论、军事知识、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之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经过抗大学习，对党的基本原则、思想方法、革命方向有了系统的了解，使我更加明确了革命的人生观，更清楚地认识了革命的任务和最终目的;学习马列主义为我学会全面思考问题奠定了基础;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及党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之后发展、提高和进步的关键。”罗舜初离开军委总部，毛泽东勉励他：“好好锻炼，努力提高自己。”
1938年5月，罗舜初调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接到调离军委总部的通知后，罗舜初心里很不平静。他既为能够亲身参加前线战斗而兴奋不已，又为要离开多年来培养、教育他的毛泽东等军委首长而深感失落。
临行前，罗舜初去毛主席那里告别。他走近毛主席住的窑洞，透过门缝见到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文件。平时一向办事干练、敏捷的罗舜初，却在门前忐忑不安，犹豫起来。他不愿意打搅主席，更不明白和主席说什么好。此时，毛泽东已经听到门外有人，看见是罗舜初。
“小罗吗，有啥事”毛泽东用温和的话语把罗舜初叫进了屋内。看到罗舜初的神态与往常不一样，毛泽东已经猜出他的心思。
“主席，我向您辞行来了。”罗舜初低声说。
毛泽东应对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也有些难以割舍。他仔细地打量罗舜初好一会儿，说：“好啊，是好事啊!”说着便把文件推到一边，和罗舜初交谈起来。他们谈打仗，谈学习，谈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
这时，罗舜初平静多了，也充满了信心。
最后，毛泽东对罗舜初在军委机关担任参谋、科长期间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并勉励他：“到敌后要好好锻炼，努力提高自己。”
罗舜初把毛泽东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
1942年8月，罗舜初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又任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当时，为进一步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夺取战略反攻的有利阵地，鲁中军区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山东军区的战略意图，决定由罗舜初和司令员王建安一道在鲁中地区部署和指挥讨伐吴化文部的战役。罗舜初和王建安把前后方的力量组织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歼灭吴部6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解放村镇千余个，抗日根据地面积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控制了战略要地沂鲁山区的大部，打通了沂、鲁、泰、蒙四大山区的联系，大大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山东战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为全面反攻建立了巩固的阵地。”
1944年9月2日，日伪军一部约2500余人又向滨海区“扫荡”，当时，鲁中军区的团以上军事干部都在山东军区开会，在家主持工作的罗舜初亲自指挥了歼敌战役。他组织第一、第二团和第十二团进至葛庄及金牛富地区，四团和鲁中军区特务营进至沂水河南岸陶沟地区，待机歼敌。9月3日，日伪军分两路沿沂河北窜，埋伏在葛庄一带的罗舜初部队毙伤、俘虏日军和伪军共1500余人。这是鲁中八路。军在运动中又一次歼灭日伪军二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山东军区驰电嘉勉参战部队。
罗舜初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嘱托，他为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经过无数次的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授勋典礼上，毛泽东问罗舜初：“你的耳膜伤好了没有”
1955年9月27日，北京秋高气爽。中华人民共和国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出席了这三盛典。元帅和将军们，还有在京军官代表1000余人，身穿崭新的军装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
授衔授勋仪式在庄严而隆重的气氛中开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首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之后，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数位元帅在如雷的掌声中依次走上台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们颁发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并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授衔后，彭真又宣读了授勋命令，毛泽东又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朱德等参加中国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和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的人员。
是时，罗舜初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当毛泽东看到已多年未见的罗舜初时，十分高兴。他将——级独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递到罗舜初的手里，又与他紧紧握手。
“此刻全国解放了，当官了，还这么瘦!是不是没有吃肉呢”毛泽东风趣地说。
一句话让罗舜初一时不知该怎样回话才好。
“你的耳膜伤好了没有听力怎样样”毛泽东又关切地问。
“好了，感谢主席的关心。”罗舜初急忙回答。
授衔授勋典礼结束了。回到住处后，罗舜初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讲述起毛泽东在授勋时跟自己讲话的情景，深情地说：“没想到我在辽沈战役受伤的事，主席还记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问罗舜初耳膜伤，是有背景的。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起辽沈战役。
打下锦州后，罗舜初指挥三纵参加了辽西会战，砸烂了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中枢——胡家窝糊，活捉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战斗中敌机轰炸，罗舜初负了重伤，满脸都是炮灰和泥血，窒息昏迷，送沈阳抢救。待他苏醒过来，沈阳已经解放。至此，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最大干部是炮兵司令员朱瑞，负伤的最大干部就是罗舜初。
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人关紧急动员时，针对有的东北籍战士“怕远离家乡”和少数干部要求休息或到地方工作的思想，强调各部队必须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并号召：“所有的干部都要学习第三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的精神。他在辽西战役时被敌机轰炸震伤了耳膜，正在沈阳休息，还要沙克副司令员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必须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要有这般劲头。”之后，这事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
从辽沈战役到授勋，时隔已整整7年，毛泽东还记得这件事。
毛泽东亲自签发电令，任命罗舜初为海军参谋长
1950年6月2日，毛泽东签发电令，任命罗舜初为海军参谋长，与先期几个月内中央军委任命的肖劲光司令员、王宏坤副司令员和刘道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齐，成为海军早期领导班子中的成员。此后，这4位领导在新中国海军初创时期为海军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到职后，罗舜初身为海军参谋长，既对建设海军充满信心，更感到职责重大。他不负厚望和重托，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全新的事业中。
1949年到1950年，毛泽东等军委首长对建立人民海军作过很多指示。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务必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之后，毛泽东在给初建的华东军区海军所作的题词中，指出：“我们必须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遵照毛泽东关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指示，罗舜初多次下舰艇、上海岛，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同时，他还经常翻阅和学习超多中外参考资料，刻苦钻研，掌握第一手材料。
1950年8月1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军会议，这是海军临时党委为共商海军建设大计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是讨论海军建设三年计划。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共20余人。
会议听取了华东军区海军和有关单位工作进展状况的汇报，研究了形势、任务和发展前景，制订了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和组织路线。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和华东军区海军、广东江防部队、华东海校、大连海校等单位的领导先后发了言。
会上，罗舜初就舰队建设、基地建设和院校工作作了重点发言。他指出：“我们是建设大型舰队，还是建立轻型舰队，根据是坚持和平、反对侵略总的国策。因此我们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在战术上要作用心进攻的准备。同时国家工业水平很低，财政经济上有很多困难。基于上述状况，我们在必须时间内要采取建立轻型舰队的方针，主要是组织驱逐舰、鱼雷快艇、水鱼雷航空部队，加上海岸炮兵。为了掩护自己舰队安全，防潜防水雷，务必有必须的防潜艇和扫雷艇。根据中国海洋形势和巩固国防的需要，以及准备解放台湾之作战，建设三个联合舰队和一个空军，分散能够巩固国防，集中能够解放台湾。”
罗舜初的讲话铿锵有力，明确而坚定，吸引了会场上的同志。大家有的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有的认真地作笔记。
罗舜初呷一口茶水后，之后说：“培养干部，训练水兵，是建设海军的根本环节，因此学校任务很繁杂，须动员全体教职工、学员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为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加速建设海军，应采取短期专科训练为主，与正规训练相结合，以训练工农干部战士为主，并吸收必须数量的革命知识青年，作为学校工作的任务。海校仅为初创，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海军各种制度，老的没有，新的不会，因此除政治工作、建军思想原则外，其他应向苏联学习，才能学好完整的近代海军知识，并打下良好作风。”
罗舜初的主张和思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认同，很多推荐被采纳，并体此刻这次会议的文件里。
是时，罗舜初分管海军装备、舰船修造和科学技术研究等项工作。在分管的各项工作中，他都做到了尽心尽职。
罗舜初深知，要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建设强大海军的目标，关键是解决武器装备现代化。然而，当时海军舰艇主要是缴获和接收国民党的各种旧装备，以及接纳地方可改装为军舰用的部分船只，总共舰船有300余艘。要说数量和吨位尚还可观，但性能落后、质量陈旧，令人一筹莫展。靠这样的装备是难以承担海上攻防任务的。因此，尽快更新海军的武器装备，加速装备建设，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除了调动国内工业力量对已有舰船进行修复、改装外，用心争取阿国外购买，个性是向苏联购买舰艇装备，有其特殊好处。
1953年至1957年，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也正是国家财力主要集中用于建设重工业和缩减军队特种兵建设的时期。尽管如此，党中央对海军建设依然十分重视，多次专门研究海军建设计划，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批准，国家逐年给海军划拨大笔资金，以保证当时中苏签订的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得以兑现，保证了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
这期间，为解决海军武器装备问题，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罗舜初先后两次赴莫斯科。一次是与肖劲光一齐进行的工作访问。那次中苏举行的会谈是富有成效的，确定了当年订货计划，对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需要购置和要求转让的各种装备、技术，进行了初步磋商，了解到了苏方对我国海军建设提出的一些值得重视的推荐。回国后，罗舜初亲自主持，以肖劲光和他本人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文字报告。第二次是罗舜初带队赴莫斯科，同苏联海军部进行会谈，督促他们尽快落实1952年和1953年的订货。
1953年初，罗舜初率领海军代表团第三次赴苏谈判。在得到国内多次指示后，罗舜初与苏方进行了反复谈判，最后在1953年6月4日，由李富春代表中方签署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海军交货和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后被称之为“六四”协定。
这项协定确定：苏联政府保证在1953至1955年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付成品舰艇、武器和其他物资，苏方转让制造舰艇的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以及代为培训中方实习生等。
罗舜初在海军初创时期的工作，正像他在自传中写到的：“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是肖司令有力助手之一。到目前为止，海军已完成了准备阶段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逐渐争取了工作的主动，为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发展人民海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主席的故事（十四）：
毛泽东水晶棺背后的故事
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状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之后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状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一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务必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处理。
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的故事
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立刻下到达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回国后一向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够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天刚亮，刘湘屏见到赶来的徐静后，拉着她，坐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
她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说：“召集你们来那里，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徐静思索了一会儿，提出3点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状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能够，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徐静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她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回到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3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那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未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徐静等做了扼要的回答。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军师”的样貌，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稍许延误，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做好防腐后，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之后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立刻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此刻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防腐小组的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状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
她回忆说：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务必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之后，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总理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样向下一代交代”
6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开放第24批档案，这批开放档案资料“讲述”了“文革”后上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977年上海新沪玻璃厂(以下简称“新沪厂”)等单位承担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的石英玻璃研制生产任务。
1976年9月9日，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逝世;1977年9月9日，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开始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广大人民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存放毛泽东席遗体的水晶棺是怎样制作出的上海市档案馆新开放的这批档案透露了部分内情。
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后，党中央决定在北京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称“一号任务”)，建造水晶棺，将主席遗体长期保留下来，让后人能长久瞻仰到他的遗容。
首次开放的上海新沪厂档案中，1977年1月28日的一份电话文档显示，“接北京605厂革委会主任杨光铎同志来电，国务院九办水晶棺小组组长韩伯平、肖央同志的意见，将新沪厂最近试出的一块石英玻璃(长88厘米、宽77厘米、厚4厘米)送北京，请各有关参加会战的单位分析。”
当年曾参与研制毛主席水晶棺的王佑釲先生此前曾撰文回忆这一事件，其时，王佑釲身份是北京玻璃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王佑釲说，当时国家个性成立了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统筹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各项工作，当时人们一般习惯性简称其为“九办”。肖央(注：也有文章写作“秧”)同志当时是“九办”的成员，同原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同志一齐负责毛主席纪念堂设备组的工作。
根据有关资料，水晶和石英的化学成分都是二氧化硅。水晶是高温、高压下二氧化硅分子有序排列构成的晶体，石英高温熔融会变成二氧化硅分子无序排列的石英玻璃。石英玻璃硬度高、结实牢固，热膨胀系数小，不易炸裂，耐腐蚀性高(除氢氟酸以外，不怕任何物质腐蚀)，透光性好。
世界上至今也没发现大尺寸的纯净无瑕的水晶，所以，过去一般所说的“水晶棺”，实际上就是光学玻璃(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再加上其他金属氧化物高温熔化而成)的。
在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石英玻璃，国内有潜力研制石英玻璃的厂家也不多。根据上海新沪玻璃厂档案，研制石英玻璃、制造水晶棺的任务就落在了北京605工厂、上海新沪玻璃厂、锦州115厂等几家单位。石英玻璃的水晶棺研制难度比较大，又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安装完成，时间十分紧张。
档案显示，当年，“一号工程”分配给上海的任务，由上海市革委会工业交通组承担，市科技组、轻工局、化工局等十多个部门配合。其中，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的石英玻璃研制生产任务主要落在新沪厂，同时组织上海化工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光机所、计量局测试所等研究和技术部门，组成技术质量保障组。
其实，早在1976年底，水晶棺的石英玻璃的试制任务就已开始。至第二年1月，一块“长88厘米、宽77厘米、厚4厘米”的石英玻璃试制成功，但是，初次试制的石英玻璃却存在气泡、斑点、析晶等质量问题。此后，为解决这些质量问题，新沪厂与有关技术保障部门全力投入研究及反复试产。
为了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新沪厂的干部、职工，以及各参与单位、各科研单位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大家都以能参与研制水晶棺为荣，都期望为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作贡献。同时，以新沪厂为核心的各参与单位，几乎每三五天就要开一个总结会，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在人员方面，新沪厂迅速将原调到外单位工作的党委书记吴友生、石英车间支部书记周友林调回厂，协助抓“一号工程”。经过该厂党委研究，全厂70%以上的中层干部和党员，都集中到“一号工程”工作，还选拔了一批优秀的老工人加强生产的各个环节。厂党委还发动全厂群众，学习大庆工人“三老四严”精神，严格工艺，精心操作，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在时间方面，新沪厂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研制，甚至放下了春节部分假期。新沪厂发动干部、职工，1977年1月18日(大年初一)休息一天，19日就开始上班。
针对第一次试产石英玻璃存在气泡、斑点、析晶等质量问题，由新沪厂、上海化工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光机所、计量局测试所等组成质量攻关组，透过用激光、X射线和红外技术的检验分析，认为引起玻璃气泡、斑点等的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一)主要来自原料里内含钙、镁、钠、铁等元素，其中钙的影响大;(二)与水晶粉的颗粒不均匀有关，比较大的可能烧不透，构成斑点;(三)操作上不够熟练，对表面上出现的垃圾未能及时、全面剔除。
针对以上原因，在技术人员的帮忙下，新沪厂采用种种措施，反复试验，提高质量。新沪厂《“一号工程”进展状况(五)》记述，1977年2月5日，该厂投产试烧第四块石英玻璃板，这块玻璃板的尺寸超过以前，长1200毫米，宽900毫米，厚80毫米，预计17日结束。
在试制第四块的石英玻璃板同时，新沪厂还根据北京水晶棺小组的意见，再造一条生产线，用四氯化硅原料试制水晶玻璃。四氯化硅是三氯氢硅的副产品，其时，上海每个月约有30吨产量，过去一向没有被很好地利用。
很快，第四次试制的石英玻璃板生产出来，比以前有一些进步，但存在的气泡等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此时，新沪厂干部和群众都普遍存在着着急的情绪，大家认为，时间已经过去2个多月，但真正像样的水晶玻璃板还没有拿出来，大家感觉技术难度大、压力大。部分干部、工人甚至给厂党委提意见。
此时，远在北京的国务院九办水晶棺小组也很焦急，甚至已经请北京玻璃研究所试制了一副光学玻璃棺备用。
《“一号工程”进展状况(八)》档案显示，第五次试制时，水晶玻璃熔制材料由天然水晶改为四氯化硅。此时，水晶玻璃试制成员单位又添加了几个新成员，新沪厂与吴泾砖瓦厂负责熔制大板，上海电化厂负责带给氢氯和原料。此时时间已到了1977年3月30日。
上海吴泾砖瓦厂在制作石英玻璃坨子方面有些经验，据王佑釲先生回忆文章介绍，从打坨子开始就得注意不能有一点杂质和小气泡，否则做出的板就会前功尽弃。检查合格的石英玻璃“坨子”，用工频炉加热后压制成10厘米厚的小平板，磨整齐后经过多次熔接做成大板。
此后又经过若干次试制，至1977年5月份，新沪厂最后用四氯化硅成功试制出水晶玻璃。6月底，新沪厂生产出的大板用专机空运到北京，和北京生产的大板一同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研磨加工。
据王佑釲先生的回忆文章，毛主席水晶棺采用梯形样棺的方案，一共有五块大板，分别是两块侧板、两块端板和一块顶板。此后，水晶玻璃大板又经过镀膜、组装等一系列程序，至当年8月初，庄重大方、晶莹剔透、名副其实的水晶棺最后问世了，“这是在中央领导和国务院‘九办’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一百多个单位支援协作结出的硕果。”王佑釲先生说。
早在组装石英玻璃水晶棺之前，北京玻璃研究所已经组装了两台光学玻璃的水晶棺(一号样棺和二号棺)。最后组装成的石英玻璃水晶棺因此被称作“三号棺”。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三号棺)进入纪念堂，替换下K9光学玻璃的水晶棺(二号棺)。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1977年9月9日，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典礼的万人大会后，毛主席纪念堂开始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广大人民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
毛主席的故事（十五）：
毛泽东读书，读了就想去用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读书，不是一般的读，他读完一本书，如果受到启发了，他就想去干。比如说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介绍有一个日本人在搞一个新政主义的实践，他对新政主义个性感兴趣。在1918年底、1919年初的时候，他到北京就打听周作人在哪儿，他就去找到了周作人，跟周作人谈了半天。1919年底，他回到长沙以后就组织人，在长沙岳麓山上面找到了一个地主，他要地主把这个地租给他们，他准备找些人在这几十亩地上实验他的新政主义。但是之后没成功，但是关于新政该怎样办他写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书。大家到那里来，怎样读书、怎样劳动，大家结婚，在那里办幼儿园，该办什么图书馆都有，他的计划书留下来了，但是他的实践半途而废了。
毛主席的故事（十六）：
毛泽东从小立志“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毛奇”。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四句话经常挂在嘴上。他说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要为天下奇”!“要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读奇书”就是一般的书不读，要读就读一些有大智慧的书;“交奇友”，毛泽东果然交了一批奇友——新民学会的那些成员。前两年中央电视台也放过一个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慷慨之士，之后大都成了十分著名的人物;“创奇事”，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最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奇男子。打仗他是一流的军事家;搞理论他是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写诗他是一流的大诗人;散文也了不得。五十年代初，我们大陆在批判胡适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住在美国，有人就去采访胡适说，大陆正在批判你的思想，你有什么感想胡适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这证明我的思想还有批判的价值。第二句，客观地说，要论大陆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润之!连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白话文的大家，都说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搞书法，毛泽东的书法是很难学的，自成一体;读历史，毛泽东也是当然的历史学大家;搞政治就不用说了，政治领袖;搞国际战略，也是国际的战略大家，包括处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从乒乓球这个外交开始慢慢实现。毛泽东他是
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理论家、散文家，又是史学家，一个人做到这份上该知足了。所以说，毛泽东年轻时候做奇男子的目标到达了!
毛主席的故事（十七）：
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组建读书小组专攻大部头
毛泽东读书爱写批注，他自己读完以后还个性组织一个小组来边读边议。德国近代有一个大军事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战争论》，毛泽东在陕北为了了解战争，就专门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的读书小组，每一天在一块读十多页，读完以后大伙儿就各自谈自己的看法。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又组织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读书小组，而且是把党内的大秀才叫了过去，在杭州呆了两个月读一本书，为什么就是要总结里边的真理、规律。而他读《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的谈话，有人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出版，那里边有很多好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说不清我们社会主义到底处在什么阶段。我们这天熟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源于毛泽东在读这本书之后的一个重要谈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要分两个阶段，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这要找依据。当时好多人认为，我们社会主义还不发达，这也要找依据。找来找去，之后发现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有这个观点，说社会主义有不发达的阶段，这样一说，大家才慢慢理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毛主席的故事（十八）：
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提倡读一点反面的书
毛还个性强调，我们不光要读正面的书，马列的书，而且也要读反动的书。毛主席提出来，唯心主义的书要读，蒋介石的书我们也能够读一读。这句话是在1957年时候说的。在他看来，只有了解和读反面的东西，我们才可能开拓思路。毛泽东说，要读蒋介石的书，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一些知识分子，恰恰是对这些反面的东西明白得太少，只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只能照着讲，单调乏味，讲话写文章都缺乏说服力。毛泽东讲话、写文章为什么生动搞笑我们看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谈话记录，一看就是一上午，我是抽烟的人，看书一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抽根烟就不行了，但是我看毛主席的讲话记录，一个上午都沉浸在里面，即使没有抽烟，还是觉得津津有味。
毛主席的故事（十九）：
毛泽东与他的26个国庆节故事
1949年10月1日，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天成立了!”从那一时刻算起，共和国到今年已经走过了64个春秋。毛泽东，度过了其中的头26个国庆节。
在这国庆的喜庆气氛里，我们一齐来看看，毛泽东时代的26个国庆节都是怎样过的，有哪些难忘的事儿。
1949年国庆节，驴骡走过天安门。这是开天辟地的一年，此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庆节，随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因为当年条件所限，大炮只能由驴子、骡子拉着，透过天安门前，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是罕见的。
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不惧打炮。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还没有来得及换装，参加阅兵的部队只是换上了新军装和大檐帽，所携带的仍是战争年代缴获的各式轻兵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驾驭的1900匹白马以6路纵队透过天安门广场。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形势复杂，国庆节前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一齐国民党特务图谋在国庆庆典时炮轰天安门的案件。为此，在上天安门城楼前，毛泽东还开了玩笑：“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1951年国庆节，裹白头巾的民兵受注目。毛泽东与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有参加典礼的共有四十多万人。阅兵式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任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检阅车检阅了全体受阅部队。检阅后，朱总司令登临检阅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的命令，之后进行武装部队的分列式检阅。图为民兵方阵，从着装上看那时的民兵真的是民兵，脚上还穿着土布鞋，比较“土”。
1952年国庆节，出现“成就展”。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理解献花，并与献花的儿童合影。这次国庆庆祝活动主题有了变化，当时经济建设成为新诞生共和国的当务之急，所以国庆出现了生产建设“成就展”。
1953年国庆节，观众台上出现“最可爱的人”。这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凯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节归国观礼代表团——一群最可爱的人出此刻天安门观礼台上。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受阅部队。
1954年国庆节，宪法颁布是大事。十时，毛泽东主席偕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应邀参加我国国庆典礼的各国政府代表团主要贵宾们登上天安门检阅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这一年，共和国首部宪法出台，群情振奋，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啊。所以，宪法颁布的事情出此刻国庆游行队伍中便很正常了。
1955年国庆节，将军元帅最威风。上午十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上将陪同下，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这一年，实行军衔制，这一天的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元帅、将军。但毛泽东拒绝了给他“大元帅”的军衔，所以还是着普通服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国庆的群众游行队。
1956年国庆节，“打着一把小雨伞”。这一天，北大下了大雨，所以天安门城楼前观礼台的外宾打着伞，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冒雨进行的方阵和群众游行队伍。“雨中阅兵”这种状况，据统计也是历年国庆中的惟一一次。
1957年国庆节，高调“反右派”。这一年“反右运动”开始，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当年国庆游行中突出了此主题。
1958年国庆节，最靓的是女民兵。这一年开始“大跃进”，国庆庆典也上了台阶。这一天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出此刻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女民兵方式阵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以后的阅兵式上，美女方阵成为保留形式。
1959年国庆节，“战友一齐照张相”。这一年，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所以国庆阅兵仪式规模比以往都大，相当隆重，连赫鲁晓夫都出此刻了天安门城楼上。与以往不同，这年活动由彭德怀负责筹划准备，林彪阅兵，这也是林彪惟一一次任国庆阅兵首长。毛泽东与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参加国庆庆典的将帅在天安门城楼合了影，留下了这张空前绝后的历史性合影。但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没有出此刻照片中，此时他已被打倒，成为“反党集团”的头号人物。
1960年国庆节，取消阅兵式。到这一年，由于“左”的方针，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毛泽东甚至做出了“带头不吃肉”的决定。在这种形势下，国庆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决定改革一年比一年隆重的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所以，这年的国庆节天安门第一次不见阅兵式，一向到1983年才恢复。但各地仍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活动。
1961年国庆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被喊得最多。这一年的国庆节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成为流行语。虽然从1960年起便取消了阅兵式，天安城楼上的观礼活动还是有的，毛泽东也登上了城楼。毛与周当时的情绪都极好。
1962年国庆节，抬着标准像。没有阅兵，群众游行一如既往。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尚未完全过去，但参加游行的群众仍然精神抖擞。游行队伍中抬着毛泽东像，此时的毛像与以后的像有明显区别，显得年轻一些，这也是当年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标准像”。
1963年国庆节，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年，共和国中国影响最大的青年偶像雷锋出现了。在当年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出现了毛泽东号召的——“向雷锋同志学”宣传画。由于刚经达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标题是《奋发图强，勤俭建国》。
1964年国庆节，烟火最漂亮。这一年，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世界瞩目。又是共和国成立15周年，所以这年的国庆节也很隆重，来自全国各地的模范、解放军代表等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兴致很高。
1965年国庆节，刘少奇最后上城楼。这一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游了长江。但毛与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并欲打倒他。但在国庆节这天，毛泽东很高兴，还是与刘少奇、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但从所拍的照片上看出毛、刘之间有了距离，隔了一个西哈努克，刘似乎有心事，一脸的严肃。
1966年国庆节，流行“红宝书”。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文革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政治运动色彩更明显。当天共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外地和首都革命师生等组成一百五十万人组成的游行大军，分成一百四十路纵队，连绵数十里，场面极为壮观。当时，“毛泽东语录”已成了中国人民的圣经，所以，队伍中人手一本“红宝书“，这在以后几年的国庆节活动中，手拿“红宝书”是必不可少的。
1967年国庆节，城楼换上新的标准像。这一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依然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参加旅游的红卫兵发现，挂在天安门城楼门上的“毛主席像”变了，换成了老年毛泽东。这张照片成为以后公开出版物、张贴画上出现的毛泽东的标准像，这个标准像一向挂到此刻也未变过。
1968年国庆节，“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一年，毛泽东作出了他一生中的又一重大决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此，“知青”和“上山下乡”两个名词出现了，影响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的命运，许多青年的人生轨迹因此改变了!因庆这天，天安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活动，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完全被神化了，人群出现了毛的巨大塑像。当时最游行的口号是——“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这类大标语不只出此刻国庆的旅游队伍中，也在其他时间的群众活动中出现。
1969年国庆节，规模空前。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大喜日子，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天安门前的庆祝活动也往年隆重。这一年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个性紧张，中国在这一年还进行了两次秘密核试验，虽然国际形势不利，但国内形势很好，走过天安门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口号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当年的政治流行语。毛泽东当时情绪很好，是和林彪一齐走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接见了王震等一班老同志。
1970年国庆节，斯诺上了天安门。这一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当时毛对斯诺聊得很开心，说了很多话。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次会面，向美国人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毛泽东当时对斯诺说了什么大家都在猜。一向到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斯诺的文章，毛泽东说的话才曝光。毛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果然，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他对中国的访问，中美大门大开了。
1971年国庆节，最冷清的一个国庆节。这一年，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很尴尬的，就在国庆到来前的9月13日，他的亲密战友、未来他的接班人林彪同志竟然叛逃了，最后摔死在外蒙古。这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与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也是毛林最后一次共同出此刻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叛逃对毛刺激很大，身体健康状况日渐下滑，各种病症开始显现。毛泽东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临时决定取消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对外解释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
1972年国庆节，鲜花遭哄抢。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布置得相当漂亮，从前门棋盘街至人民英雄纪念碑旁18个花坪里，摆放了2万多株鲜花。国庆之后却出现了很丢面子的事情：这些花全遭北京市民哄抢，全让挖走了，时间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周恩来接报后十分生气，在一国首都竟然出现了这种事情，不可想象……
1973年的国庆节，邓小平出现了。这一天，北京也举行了盛大的游园活动。这一年中美紧闭的大门打开，国内也出现了新气象。邓小平在这一年的3月10日复出，毛泽东决定恢复他的职务，所以在这一天参加游园的国家领导人当中，出现了邓小平的身影。几天后的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4年的国庆节，华国锋成主角。这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五十万群众一齐游园联欢，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都出现了，惟独毛泽东没有参加。此时的华国锋已坐在观礼前排重要了。这也是毛泽东在接班人事一的苦心安排，毛泽东对自己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副主席王洪文”已失去信心了。
1975年的国庆节，气氛不对劲。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以大幅照片的形式，登上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首版。虽然这一天也有庆祝活动，但敏感的政治人士已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毛泽东、周恩来均未出此刻群众面前，只能从报纸上看看他们的伟大领袖，整个庆祝活动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
这一天，毛泽东在做什么据《毛泽东传·下》记载，这一天上午，身体已大不如前的毛泽东从床上起来，书也不看，主动提起了“这天是国庆节”。有如下的对话——
毛泽东对身边的护理人员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这令身边工作人员十分意外，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工作人员说：“怎样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
毛泽东认真地说：“怎样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想不到这句话成了谶言，离下一个的国庆节只有20天，毛泽东逝世了。
毛主席的故事（二十）：
那年毛泽东去五台山的故事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告别陕北，经晋西北、晋东北挺进河北，准备去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会合。4月9日傍晚，因大雪路阻，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巅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举世闻名。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文化，早就想一睹为快。行军途中至此，实乃机缘难得，而且恰值全国胜利在望，他更是兴致勃勃。
毛泽东幼年时期，曾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他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有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为了防止再遭不测，毛泽东一生下来，母亲就将他寄居外祖母家，拜当地龙潭的一块巨石为干娘，取名“石三伢子”。与此同时，母亲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儿子，经常带他去寺庙烧香求签，虔诚地吃起“观音斋”。毛泽东长大以后，对佛教文化抱有很大兴趣。
在上山的路上，毛泽东想着往事，禁不住大笑起来。任弼时被他的一阵笑声搞得莫名其妙。
毛泽东对他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我们去年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
两人边说边朝塔院寺方丈院走来，提前到达的周恩来等早已为毛泽东安排好食宿。毛泽东下榻的里院北屋，炕上铺一床军被，地上搁一张木桌，一把木椅，桌上摆一砚台一笔筒，桌炕之间放一取暖火盆，上边放着一只铜茶壶。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泽东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着一本经书。
一会儿，老方丈由一小沙弥陪同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警卫员及时转告，毛泽东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
方丈合十行礼道：“打搅贵人了，贫僧不安得很。”
毛泽东回答：“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搅贵寺了，请多原谅。”
说话间，方丈和小沙弥走进屋来。毛泽东给二位让座。方丈忽然发现桌上有一本翻开的经卷，吃惊地问：“怎样，贵人也读经书”
毛泽东一笑，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我是无神论者，不信神佛，更当不得什么‘贵人’啊!”
方丈笑答：“贵人信佛佛在，贵人不信佛佛自在，当得，当得，有何当不得呢!”
毛泽东同方丈亲切地交谈，并详细地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趣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方丈笑而作答，并邀请毛泽东翌日观赏五台山胜境，自愿甘当向导。
次日，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警卫员阎长林等由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周荣鑫和老方丈、小沙弥作向导，游览参观宏大壮观的台怀镇诸寺院。
在众人簇拥下，毛泽东从塔院寺东口出来，见对面门墙上贴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
毛泽东默念着，颇为赏识，问陪同的周官同志：“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搭话茬儿：“是老衲所写。”毛泽东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又道：“我们不是和尚，虽不以佛家慈悲放生的立场出发，但应明白自然界中的三春鸟捕捉害虫，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
看完寺庙，毛泽东信步来到台怀街上，碰上一个摆摊卖烟的小商贩，便笑着打招呼：“生意如何”小商贩操着满口的五台话说：“差不多。”当他看到对面这位高大的陌生人穿件单薄的旧棉袄时，反问：“冻不冻”毛泽东笑道：“不冷。”小商贩又说：“们(五台方言，即“我”)那里离了这羊皮袄可不行!”毛泽东学着他的五台话，说：“来，们想买包烟。”小商贩被毛泽东的“五台话”逗乐了。毛泽东接过小商贩递的烟，正要付钱，一个地方干部走上前向小商贩说明了主席的身份。小商贩一个劲儿地躲着不肯接钱，激动地说：“你让俺们过上了好日子，这包烟就算是俺们五台人民送给你的。”毛泽东和气地说：“买卖要公平嘛!这是纪律。”经主席再三解释，小商贩才收下烟钱。之后，这个名叫董富财的台怀镇农民逢人便自豪地说：“毛主席买我的烟还给钱哩。”
这一天，也就是4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五台山，继续东进，经石嘴、长城岭和晋冀两省交界处的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境内。5月26日，毛泽东到达平山县西柏坡村，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